女性写作与民族性叙事——以苏格兰小说为例

——2017年“妇女/性别研究学术月”学术报告(六)

201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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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南师大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吕洪灵老师为大家呈上了一场题为“女性写作与民族性叙事——以苏格兰小说为例”的精彩讲座。吕洪灵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英美文学,此次是以后殖民时期的苏格兰女性小说家创作的文本为研究对象,探讨女性如何通过与民族性叙事相结合的写作,从而丰富和创作小说内容。

写作更多的来源于虚构的想象活动,然而任何想象都离不开现实基础。作家的写作多少都会揭示其自身的文化归属和价值取向,他们不同的属性差异会表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吕洪灵教授坦言,女性作家注重性别差异的写作与注重民族特征的民族性叙事相比,难免会受到较大的压力和非议。人们对于女性写作,认为女性作家写作想象力有限,登不了大雅之堂,还会戴上有色眼镜看待性别问题的书写,尤其是反感作家在作品中对性别问题的强调(比如弱势性别受压迫的现象);而对于民族书写,人们又会想当然的认为这是“高大上”的东西,是男性作家才可以去深刻反映的宏大主题,女性作家是难以体验和把控的,“Nationalism is always a bad news for women” (民族主义对于女性来说总是糟糕的消息)。

确实是这样吗?吕洪灵教授的研究发现,将民族叙事与女性写作相结合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她以《Gendering The Nation(将民族性别化)》一书为例,揭示女性作家的写作对民族性的演绎,认为女性写作在建构民族身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对于具有后殖民特征的女作家来说更加是如此。苏格兰女性作家在这方面更具有可言说性,比如穆利尔·斯帕克的《布罗迪小姐的青春》,詹尼斯·加洛韦的《窍门是保持呼吸》,以及阿莉·史密斯的《当女孩遇见男孩》,分别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女性写作的文化地理与民族性、方式与民族性以及女同性恋写作与民族性。她们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融入性别和民族身份问题,巧妙地借助女性形象和她所属的文化空间来反映20世纪女性教育、思想发展、宗教以及人性等多方面问题,并通过各种苏格兰因素让民族性在女性人物的发展中得以体现,将女性和民族性的关注嵌入了文学创作中。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格兰女性作家才真正开始对女性问题予以关注,甚至出现了“性别写作”的创作契机,如这一时期的作家加洛韦和史密斯的写作方式更加大胆而张扬。加洛韦的作品《窍门是保持呼吸》不仅面对民族问题,映射苏格兰人弘扬民族性的努力,同时也将性别问题提到和民族问题一样的高度,主张女作家应该和男作家一样满怀信心地进行创作。但由于民族主义在苏格兰文学中一贯显赫的地位,以及性别问题的琐碎性和民族问题的高大性之间的矛盾,使女性在书写性别问题时有些畏缩。随着时代的前进,女性写作与民族性写作的结合点也越来越多。作家史密斯更直接地去触及性别问题,同性恋的身份使她的创作并没有强调被压迫性,而是将重点放在性别的流动性上,推崇以人为本,以此拓展其在民族性等方面的宏观思考。

吕洪灵教授的研究视角独特,她在讲座中对每一块文本都引入生动的案例和经典论述,阐述了苏格兰女性作家将具有边缘特征的女性叙事与宏大主题的民族性叙事两者结合,体现了苏格兰女性作家的写作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最后的提问环节,吕洪灵教授针对与会者提出的关于“是否有苏格兰女作家直接以民族问题为主旨目标而进行的文学创作,这样的创作在文学界是否获得承认,在这样的作品中,性别意识又是如何作用的”,“是否有著名苏格兰男性作家以性别问题为主题进行的文学创作,在这样的作品中的民族性又是如何?和女性写作的作品有什么异同?”“过分强调女性写作是否会反而对女性作家的创作形成制约?”“同性恋主题的写作是否会陷于政治正确的窠臼之中?”“怎样推广对文学作品的性别阅读和批判?”等问题,与在座的学者和老师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让此次学术报告的主题得以进一步深入,使得与会者们获益匪浅。